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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的故事

来源:50励志网 责任编辑:励志一生


梁启超的故事

章太炎曾在杭州的诂经精舍里师从经学大师俞樾专治朴学(俞樾即后来著名学者俞平伯的祖父)。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的炮声把年轻的章太炎从故纸堆中惊醒。

光绪二十一年(1895)春,梁启超和康有为同入京会试,恰逢甲午战争失败,订立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同年三月二十八日(4月22日),康、梁鼓动广东湖南举人百余人上书都察院,请代奏皇帝拒绝批准条约。四月初,康、梁进而约同18省举人1300多人,开会决定联合上书,四月初八日(5月2日),清廷批准了《马关条约》,事遂中止。这次闻名全国的“公车上书”(公车是应考举人的代称),揭开了维新变法的序幕。光绪二十二年三月,梁启超南下上海,与黄遵宪、汪康年等筹办《时务报》(旬刊)。

梁启超任主笔,他先后发表了《变法通议》、《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说群》等一系列宣传维新变法和民权思想的论文,一时风靡海内,广受欢迎。

次年激进的章太炎就从杭州寄去了十六元钱要求加入康有为在上海创办的强学会,在上海期间,他认识了很多维新界的人,如谭嗣同,唐才常,并有幸结识了康门的首席大弟子也就是后来跟他闹得不可开交的梁启超。

擅长笔墨的章太炎曾在梁启超主持的维新派报纸《时务报》中担任编辑。但是不久因章太炎发表了多篇反满清的文章,梁启超秉承师意拒不发表,章对此不悦,后因对孔教存有不同看法而发冲突,因康有为自视甚高,将孔子比做素王,而自名长素,也就是长于孔子,他门下的弟子多自名超回、秩赐、胜参等,自称水平超过颜回、曾参,章太炎看不过去,一日饮酒数杯对众人称,“所谓长素奈何以衣冠拜索虏”,此言一出梁启超率数人至章处问罪,梁启超学生先动手欲打章太炎的朋友,并非梁启超被章太炎掌掴。

一次梁启超追随康有为逃日本避难,恰孙中山也在日,中山以康梁亦为满清压迫,经此惨祸当能自省,乃请人约见。但康有为等人却坚持以“大清子民”为念,要死保光绪帝,将孙中山看作是乱党,拒绝合作,但随着孙中山的反满主张在日本华人中影响日益壮大,康为拉拢孙中山的部下派梁启超等人前去协商合作,但梁等人竟要求孙中山放弃原来主张加入他们所谓的勤王运动,梁将孙中山、陈少白等人诓骗到他们的活动之处,忽然摆出香案祭出所谓光绪的衣带诏要孙中山等人叩拜,孙当然拒绝,梁却指使众人不让他们走,陈少白大怒,一把抓住梁启超的衣领轮起左臂就是一记耳光,打得梁踉跄几步几乎摔倒,接着一脚踢翻香案扯碎衣带,曰“我乃堂堂炎黄子孙,岂做奴才拜此小丑,尔辈甘为满洲奴者,可鄙!”吓得康党众人皆退。

梁启超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有一年他到广州拜见两广总督张之洞。当时张之洞在清政府中已经是举足轻重的人物,正兴办新式书院,开展洋务活动。梁启超则锐意改良,欲力挽清王朝颓势,对张之洞寄予极大的期望。张之洞拿着投刺(拜贴),见落款为“愚弟梁启超顿首”,大不高兴,于是出联刁难:“披一品衣,抱九仙骨,狂生无礼称愚弟。”这上联高傲无礼,且拒人于千里之外。

梁启超则气度不凡,坦然对出下联,请来人回送张之洞。联文是:“行千里路,读万卷书,侠士有志傲王侯。”对答不卑不亢,有理有据,文字高雅硬朗,气势慑人。张之洞一看,马上出衙迎接,大有相见恨晚之意。

后来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名气更大,傲气也更盛。有一次梁启超到江夏拜访他。张之洞再次出联:“四水江第一,四时夏第二,先生居江夏,谁是第一,谁是第二?”上联既包含四水(指古代江、河、淮、济四水),长江排首位,又总括四季春、夏、秋、冬,夏排第二。接着提出了“谁是第一,谁是第二?”这样难以回答的问题。

梁启超才思敏捷,略加思索即对出下联:“三教儒在先,三才人在后,小子本儒人,何敢在先,何敢在后。”张之洞吟读再三,不禁叹息说:“此书生真乃天下奇才也!”

这个下联非比寻常。梁启超将自己的身份“儒人”拆开,儒、佛、道三教,以儒为首,天、地、人三才,则人居末位。张之洞以“谁是第一,谁是第二?”这样的问题刁难,梁启超则以“何敢在先,何敢在后”应对,更是余味不尽。既打消对方的傲气,又不失宾主之礼。“何敢在先,何敢在后”通至儒家中庸之道,表明自己变法维新,追求适度合理,既不是冒进,更不肯守旧。

梁启超提倡趣味主义的人生观,他认为“凡属趣味,我一概都承认它是好的”,但趣味的标准不在道德观念,而必须是“以趣味始,以趣味终”,“劳作、游戏、艺术、学问”都符合趣味主义的条件,赌钱、吃酒、做官之类则非。1919年,梁启超从欧洲回国,有一次几个知识界的朋友约他某天去讲演,他说:“你们约定的时间我恰好有四人功课。”有来客不解,听他解释后方知,原来就是约了麻局。

梁实秋在清华念书时,就曾听说过梁启超的一句名言:“只有读书可以忘记打牌(此指麻将),只有打牌可以忘记读书。”麻将对梁启超的诱惑力、吸引力之大,可以想见。而坊间也有梁启超曾发明3人与5人麻将的玩法,以及他能快速解牌的传说。他的很多社论文章都是在麻将桌上口授而成。

梁启超是康有为的学生、信徒、助手,但他们还是分道扬镳了;梁启超与孙中山合作过,也对立过;他拥护过袁世凯,也反对过袁世凯。对此,梁启超说:“这决不是什么意气之争,或争权夺利的问题,而是我的中心思想和一贯主张决定的。我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就是爱国。我的一贯主张是什么呢?就是救国。”“知我罪我,让天下后世评说,我梁启超就是这样一个人而已”。

中国古代的史官为了给后代留下“信史”而不惜杀头:梁启超毅然拒绝袁世凯的重金收买,而写出了揭露窃国大盗恢复封建帝制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

1925年阴历七月初七,徐志摩与陆小曼结婚,请梁启超出席证婚。梁启超反对他们“使君有妇”、“罗敷有夫”之间的恋情,也规劝过徐志摩;碍于徐志摩之父和胡适的情面,梁启超答应出席证婚。但在婚礼上梁启超却对徐志摩、陆小曼用情不专厉声训斥,滔滔不绝,使满堂宾客瞠目结舌。徐志摩不得不哀求:“先生,给学生留点脸面吧。”

梁启超真诚的宽容。1926年3月8日,梁启超因尿血症入住协和医院。经透视发现其右肾有一点黑,诊断为瘤。手术后,经解剖右肾虽有一个樱桃大小的肿块,但不是恶性肿瘤,梁启超却依然尿血,且查不出病源,遂被复诊为“无理由之出血症”。一时舆论哗然,矛头直指协和医院,嘲讽西医“拿病人当实验品,或当标本看”。这便是轰动一时的“梁启超被西医割错腰子”案。梁启超毅然在《晨报》上发表《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一文,公开为协和医院辩护,并申明:“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

梁启超真诚的有趣。黄苗子著《世说新篇》,其中有《梁启超写序》,文曰:“蒋百里先生为著名军事家,但在文化上亦极有贡献。他留德归国后,曾写了洋洋五万言的《欧洲文艺复兴史》。梁启超阅后大为赞赏,蒋便请梁为此书作序。不料梁文思泉涌,序成也是五万字,觉得不好意思,便加写一短序,而把长序改为著作出版,反过来请蒋百里作序。”(摘自《应用写作》)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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